关于推行我省海洋一体化综合执法的提案
江苏是海洋大省，海岸线总长954千米，海域面积3.75万平方千米，滩涂面积占全国1/4，2022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9046.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7.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9.6%。海洋强省战略离不开高效的海洋综合治理体系。2018年我省进行的机构改革，撤销了原海洋与渔业局，其海上执法职能分别划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部门，加上自成一体的海事、海警，重回分散执法为基本特征的海洋执法体制，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多年来助力海洋强省建设，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表明分散执法也有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
一是职责交叉，政出多门，易造成管理混乱。我国现有海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部门管辖权限有交叉，易造成多头执法，或推诿扯皮，或选择性执法，影响海上执法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二是分兵把守，互不统属，易造成效率低下。各海上执法队伍分属不同部门主管，职能单一，机制不一，难以整体高效应对形形色色的海上突发事件。
三是重复建设，成本增加，易造成资源浪费。海上执法力量分散，各队伍都需自建专用码头、舰船、通讯等配套保障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分散体制下的重复建设，不利于资源整合和优化使用效率。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纵观全球，国外海上执法大致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管理部门分散、执法权分散”模式。主要是俄罗斯和加拿大。二是“管理部门分散、执法权集中”模式。如美国、日本等。三是“管理部门集中、执法权集中”模式。如韩国。目前主要沿海国家海洋执法大多为执法权集中模式。国内海上执法主体配置组合，也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集中模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省采用了这一模式。浙江2002年组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在全国率先在省级层面实现了海上执法职责的集中，2018年转隶但继续履行海上综合执法职责；福建、山东、广东也先后转为集中模式。二是半集中模式。辽宁、天津、上海、广西、海南五省市，将海洋资源执法、海洋渔业执法、海洋环境执法中的两类交由一支执法队伍统一行使，剩余的一类则归行业管理部门。三是分散模式。河北、江苏两省由多个海上执法机构在各自业务范围内行使海上执法职责。可见，国内主要沿海省份海上执法职责体系也在向集中模式发展。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入，涉海事务的增多，我省海洋执法任务日趋繁重，分散的海上执法显得力不从心，综合性一体化高效执法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为此,建议：
一、聚焦事项划分，推动“多头执法”向“统一执法”转变
通过统一授权或部门间委托执法等方式，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海上执法职责。集约部门间的执法资源，重组业务流程，精简执法队伍,设立海洋综合行政执法力量，确定执法主体资格，考虑到着装等建制因素，根据国家精简保留执法队伍规定，归属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集中行使全省权限范围内的涉海执法职责。推动“多支队伍”向“一支队伍”转变，实现一支队伍海上执法覆盖全省管辖海域。
二、聚焦机制优化，推动“各自为战”向“协同作战”转变
进一步厘清行业监管与行政执法的关系与权限，原则上海洋行政处罚以及与之相关的日常巡查、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职责由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涉海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加强源头审批监管，依法履行政策制定、审查审批、行业监管等职责。省自然资源厅应加挂海洋局牌子，与国家保持一致，引领我省沿海三市，强化海洋综合主管，统一清理海洋行政执法事项，制定海洋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并实行海洋执法事项清单管理。各海洋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加强对执法机构的业务指导，建立重大事项会商机制，研究解决监管执法衔接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必要时成立专门的海洋事务协调机构。
三、聚焦科技赋能，推动“传统执法”向“智慧执法”转变
推行我省海洋一体化综合执法，需要建设“江苏省海域实时智能监管系统”，探索构筑“天上看、海上查、视频探、网上管”综合立体监管体系，完善智能监控网格化布局。推进集成化系统对接，打通审批、监管、执法等数据壁垒，构建集线索受理、研判预警、指挥调度、案件移交、执法公示等功能于一体“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平台，通过提升数字平台驱动实现海上执法的整体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