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征文】思考的代价
——谨以此文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
医卫支社 高敏四
值此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之时，谨记述本人亲历的一桩往事，作为一个直接受益者对这次历史性会议的珍贵纪念。
一、早到的解放感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我和许多人一样，在为伟人长逝而深感悲痛的同时，也隐约感到：国家或许会出现新的转机。因为十年“文革”已把国家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转机果然出现了。10月13日，我从一位朋友处获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起来了。再翻阅近几天报纸，均未见此四人上报，且中央报刊社论出现了“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决无好下场”的暗示，判定这个消息可靠，真是欣喜万分。
鉴于文革中每次运动都只是打倒或撤换一批人，不能反思和检讨以往路线和政策上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我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出发，把这年5月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写成并在部分同志中传阅过的对“文革”以来一系列“左”的提法和做法提出质疑的文章《思考题》，抄寄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报刊，企图以一己之力，影响中央的决策。同时，把它写成大字报贴上街头（这在当时符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共鸣。要点如下：
● 精神力量能否超越物质条件而创造奇迹？如果能够，为什么共产主义理论已产生一百多年，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否应当承认，巩固新的社会制度除了意识形态的宣传、镇压复辟派外，还应当重视经济工作？
● 共产主义将消灭阶级。能否认为，只有跨过产生阶级的一定生产发展阶段，阶级才能消灭？单单阶级斗争本身能够消灭阶级吗？
● 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是什么？仅仅如林彪所说的“镇压”之权吗？能否认为，它应当还有保护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组织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职能？
●怎样扭转许多生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听任这种情况蔓延，那么我们即便有幸不亡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代修正主义，也会亡于“一穷二白”的封建修正主义。这种危险难道没有吗？
文章的局限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不言而喻的，但却突破了“文革”盛行的思维模式，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现实问题。文章贴出后引起了轰动，许多人登门探讨，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之心无不溢于言表。随着党中央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帮，大家都处于一种不寻常的解放感中。于是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写一篇大块文章系统批判林彪、江青之流十年来推行的极左路线，题目拟就《唯心史观的破产——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垮台》，分七部分：1.导言；2.天才论和天才们；3.冲击生产的政治；4.“三突出”文艺；5.张铁生中举的教育；6.儒家与法家的历史；7.代价巨大的教训。我承担1、2、3、7部分的撰写。但实际仅写完和公布了1、2两部分，就由于后来发生的变故而夭折。在此过程中，我听到传达汪东兴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四五事件”中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人对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怨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也是比较蠢的”，对此相当反感，因而套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写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文章加以批评。
以上文章在10 ～12月间陆续以大字报形式公布，驻足观看者络绎不绝。然而不久就听到传言，在大字报众多的抄录者中，出现了公安人员的身影，他们还给大字报拍了照。现在我们知道，这不是没有来由的。正是在那时，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和“抓纲（即阶级斗争之纲）治国”的方针。1977年1月，华国锋指示逮捕了北京市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李冬民等人，后来又批示辽宁省委追查提出同样要求的“反革命大字报”[1] 。我的大字报虽未如此率直提出问题，但为天安门事件鸣不平，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无可逃遁地涉及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如《思考题》中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的作用的质疑，直接否定了毛泽东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为纲”），则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与“两个凡是”撞了车，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专政之网向我悄然张开。
二、历史的惯性
1977年4月22日，中共贵州省安顺地委对我实行“隔离审查”；5月31日，我被押到万人大会上批斗，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华主席”和“为四人帮鸣冤叫屈”。这些罪名在当时够得上杀头的资格 [2] 。但我心中了无畏惧，只有悲凉：经历了整整十年的人斗人，人们依然乐此不疲，而毫不想想到底有什么意义？批斗结束时，主持人厉声宣布：“对高敏四依法拘留审查！”我立刻被戴上手铐，推上囚车，由8名警察押着，游街示众。街上早已贴了不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高敏四”的标语，姓名按“文革”格式写得颠来倒去，打上红叉。当警察把我从车上推下，推进看守所那道阴森的大门时，我喃喃自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历史惯性常常把最初试图摆脱它的少数人碾成齑粉。
入狱后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来提审我，要我交待写大字报的动机，说过些什么话。我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还用‘莫须有’罪名把反对四人帮的人关起来，是错误的。写大字报是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避免把‘左’当右批，避免历史重演。至于平时说的话就多了，不知要交待什么？”提审人见谈不下去。只好按别人的对我揭发问我，被我一一驳回。
这次审讯后，再没有人来提审我了。于是我开始写《申诉书》，阐述我在“文革”中思想演变的经过，如何从开始的盲从，到逐步认清和抵制林、江之流的极左路线；驳斥批斗大会和揭发材料强加给我的种种罪名。譬如，说我“攻击毛主席”，最大的罪证是有人揭发我说过“毛主席犯了个错误，连自己的老婆也没有教育好。”我只好声明：这一定是揭发者内心的想法，不过把它说出来转加给了我。我一向反对把领袖的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混为一谈。正因为此，当有人在学习会上说“毛主席怎么讨了这么个老婆”时，我即说：“不能这么说，当时江青从上海到延安投奔革命，不能说已经是坏人。”但左右得咎，如此一说，又成了我“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证据。又如说我“攻击华主席”，更是捕风捉影。在《思考题》中我曾援引列宁批评德国某些犯有“左”派幼稚病的领袖人物的一个名词“满口胡说的新领袖”，用以讥讽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的姚文元，可“新领袖”三字正合了后来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宣布华国锋是党的“新领袖”三字，于是成了我的又一条罪状。而从整个“批判”来看，并没有对我大字报中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进行认真的辩诘，看来“批判”者也很难面对它们说“不”，于是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实行“镇压之权”。
有趣的是，令我在死寂般的囚徒生涯中兴奋过几天的事竟然发生了一桩：一天，管案人员通知我：“科教系统要开你的批判会，允许你答辩，你下去准备准备吧！”我于是接连几天就各种可能的指控打腹稿准备辩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切复归平静，批判会始终未开成，直至出狱。出狱后我听说，科教办编了一份“高敏四反动言论录”，发到各单位供批判，可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多“言论”与报上说的居然类同起来，不少人说：“这上面说得还不错么！”结果，批判会只有泡汤。
进入1978年后，再也没有人来过问我，好像根本没有我这个人在押。我只有单方面采取行动，一连给地委写了20多封信催结案子，又给党中央、省委写申诉，而表面看来仍毫无动静。其实这期间公安局做了不少调查取证工作，推翻了许多强加给我的“反动言论”，认为我构不成敌我矛盾。但我的案子他们作不了主，除了指示狱方给我学马、列、毛著和写材料提供一些方便外，便爱莫能助了。出狱后妻对我说，她去找过新任地委书记，这位书记说：“高敏四从监狱里写出来的材料还在攻击汪副主席，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呢？”
三、重获解放
70年代末，安顺看守所对犯人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只要不违反监规，就不会遭打骂，我就是大多数未受皮肉之苦的人之一，但生活水准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就比较差了。每日两餐玉米或带壳高粱米饭，加半瓢少见油花的菜；14平方米的监房最多时就关14人，外加一只大马桶，拥挤不堪，打地铺睡觉，翻身必得与边上的人“协调”才行。一年到头没有澡洗，只好从发来喝的水中省出一些，一天轮一个地擦一擦身子，倘被狱方发现，便训斥一顿，因为这会弄湿地板，烂掉木头。狱方仁慈地每隔一段时间把犯人的衣物收去用开水烫一下，杀灭虱子，跳蚤。生病报告后也能得点药，但不论什么病，都是去痛片。好几次我扁桃体发炎，高烧难退，都是靠土法（用筷子蘸着盐点在扁桃体上）治好。每天放风一次约一刻钟，必须非常抓紧地上厕所解大便、倒马桶、洗衣服，剩下来散步的时间就很少了。每隔半年要搜查一次监房，这时总要让犯人高举双手、逐个搜身。人的尊严无从说起。无罪的人在这里久了也觉得自己是罪人。这在心理学上不知叫什么效应？
生活的煎熬慢慢都适应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命运让他富贵能过，让他坠入地狱也能过。但思想追求自由的本能，却不是重重牢门锁得住的。我思念病弱的老母、怀孕的妻子；想象入狱后四个月该降临人世的孩子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子；担心我的朋友和同事受我的牵连；而让我最不能平静的是，我从每天送达的《贵州日报》上，不断获知外面世界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回到中央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真理标准问题在讨论，“两个凡是”的调门越来越低直至消声匿迹，一切被颠倒的东西都在被颠倒过来。我意识到真正的变革就要开始了。那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用笔和生命为此一搏。1978年11月中旬，我开始写《致党和人民》书，一吐一年半来切肤身受的感想和执拗思考的结果，内容分三部分：1.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要赋予人民充分的批评权；2.要科学地宣传领袖，防止把领袖神圣化、救世主化；3.尊重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必须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起草过程中传来了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喜讯，故而第三部分未作展开，重点放在前两部分。11月24日交出此材料，同时开始绝食。其时抱定“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故给家属的遗书也写好了。不料50多小时后，新任公安局长便来狱中看我，肯定我是“为坚持真理坐的牢”，但因地委常委近来很忙，一时难以集中开会研究我的问题，要我停止绝食，耐心等待，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处理。于是我结束绝食，静候佳音。
但情况似乎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又一个月过去了，音讯全无。正在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读得热泪涟涟，心潮起伏。在“阶级斗争”旋涡中打了一、二十年转转的多难祖国啊，你终于有了驶离这旋涡、扬帆驶向经济建设的广阔海洋的契机！我深信，这将翻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公报精神鼓舞下，我又给地委写信，要求尽快释放，让我早日投身四化建设，不再在牢中虚度光阴。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顺社会舆论要求释放我的呼声越来越高，省委也督促地委抓紧解决我的问题。终于，在春节前夜，即1979年1月29日，我被“无罪释放”，结束了608天的囚徒生涯。
出狱后我获悉，我的一位朋友因受牵连被拘留；本单位原党支部书记坚持认为我是“认识问题”，被调离单位；一位同事因推翻原先在威逼利诱下写的揭发，被隔离审查200多天，精神轻度分裂；一位申请出国的同事被逼写了假揭发，临出国前才敢去公安局翻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革”遗风可见一斑。
我感激在“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下挺身对我的问题“保留个人意见”的安顺地委少数领导干部，感激安顺地区公安局坚持实事求是、秉公执法的办案人员，感激拒不揭发或被逼揭发后又推翻揭发的同事和朋友们，更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正是这个伟大决议，结束了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封闭僵化时期；解除了自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来一批又一批打成的数以万计的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们的肉体和心灵的枷锁，重新还他们以人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它把国家引向了政治昌明、思想活跃、改革开放、全心全意建四化的新时代。全会所起到的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使祖国大地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凡是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离开领导岗位的背景下，1981年3月30日，在本案发生后四年，中共安顺地委终于对我的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可以说，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西南边远山区开出的一朵小花，虽然鲜为人知，却也留下一丝久远而耐人寻味的幽香，现仅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对高敏四同志审查的主要依据，是高敏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题为《唯心史观的破产》、《思考题》、《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大字报中和学习会上的发言中，有‘恶攻’的反动言论，经审查：前两篇大字报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后一篇是批评汪东兴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这几篇大字报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所审查的高敏四同志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和平时的谈话，有的证据不足，有的不属‘恶攻’的反动言论。因此，地委对高敏四同志以现行反革命问题进行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对强加给高敏四同志的不实之词应当取消，并为该同志恢复名誉。”
注： [1]引自马立诚等著：《交锋》，今日出版社，第19页，1998年3月出版
[2]据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社，第169～182页，1998年5月出版）载，1977年2月中共中央中发（97）6号文件转发的一则“纪要”要求“对攻击毛主席、攻击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结果，全国以“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枪杀了5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