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强国梦――关于两次参加核试验的回忆
1965年初，我在哈尔滨参加我国第一座柠檬酸实验工厂的试车工作（属国家科委重点项目）。突然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让我返回北京工作单位——轻工业部食品发酵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而更让我惊讶的是，因为我国即将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由于国外严密封锁原子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等有关资料，所以要派我去参加空爆原子弹（第一次是塔爆）的效应试验，要去罗布泊现场，获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回忆这段经历，至今仍感到无比崇高和自豪，我为强国结结实实地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绝密任务：一个都不能说
参加总后效应大队的有来自总后装备研究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轻工部、卫生部、粮食部五个部门约200人。集合后首先宣布的是保密纪律，因为这项工作是国家的核心机密。因此，从当天起，不准对外打电话，写信，我们的工作内容与地点不准对任何人讲，包括父母、妻儿、亲朋好友，甚至原单位领导。这是铁的纪律，绝对不能违反！然后又特别关照我们，这项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组织上高度信任我，让我去完成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还能考虑个人的困难与安危吗？我只有义无反顾！
我们大队绝大部分是军人，大家吃住均在部队里，过着军事化生活，对外说是筹备展览会，实际上是紧张地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专业技术培训，如仪器操作及放射线测定，配置各种测试仪器及装备，还有根据效应方案确定大量的、品种繁多的效应物的筹集。
进发途中：吃睡都在闷罐车厢内
紧张忙碌了一个多月后，1965年3月初，出发的命令下达了。我们的列车从总后的丰台仓库徐徐启动。全程是武装押送。为了物资、器材的安全，整个行程中我们都生活在“闷罐车”内，吃的全部是干粮，为了透进一些空气及亮光，门就留开一条细缝。列车从来不在大中型车站停靠，走了四天，到达吐鲁番的大河沿车站。物资器材分装上百辆卡车。我们随车当晚住在托克逊兵站，四天没有吃到热饭热菜，兵站这顿饭尽管简单，但我们觉得香极了。第二天，我们向核试验基地——马兰进发。从大河沿到马兰有好几百公里，要两次翻越天山。六十年代，这条路是极简易的砂石路，车走多了，坑坑洼洼，车慢了颠，快了翻。经过两天翻江倒海的颠簸，终于到达了马兰。
戈壁滩上：拌着风沙吃饭
马兰是核试基地的大后方，也是核试验的司令部。这里有商场、招待所、医院、邮局、银行、餐馆，还有机场，真像个小城市。我们在马兰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便浩浩荡荡向我们在戈壁滩的前沿营地开屏村挺进。戈壁滩上几百公里渺无人烟，看天上，天高云淡，飞鸟绝迹，烈日当空，无遮无拦；看地上，一望无际，寸草不生，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寂静、荒凉，难怪被人们称作“死亡之海”。地上没有路，也没有参照物，司机全凭经验把握方向，跋涉在这种坎坷的地面上，滋味可想而知，到了开屏，大家连吃晚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开屏本无村，大概因旁边有条孔雀河，才起了这个美丽的名字。孔雀河弯弯曲曲流入罗布泊，河水浑浊，又苦又咸，根本不能饮用。河滩上一片白茫茫，是干涸的盐碱，地上顽强地生长着一簇簇又细又矮的芦苇，在这里还滋生着成群结队、疯狂无比的蚊子，见人就叮，死活不走，后来从基地调来许多防蚊罩，才能正常生活与工作。
戈壁滩上多沙尘暴，三五天就要来一次，阵风更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会儿就成个大漩涡，直上高空。大风来时飞沙走石，睁不开眼，仅十几米就只见隐约人影。我们睡的是帐篷，早晨醒来，满脸是灰，被子上尽是沙子。我们的伙食标准不低，但是由于运输及环境关系，吃不到新鲜绿叶菜，只有土豆、洋葱、萝卜、粉丝、罐头，而且由于风沙，饭菜里总有沙子，但是这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在戈壁滩上，水比油珍贵。因为孔雀河水不能饮用，所以水只能从100多公里外运来，半盆水从早上用，中午用，到了晚上再用，洗完脚后再洒在帐篷地面上，湿润地面和空气，减少扬灰。洗澡用的是发电机的冷却水，每周一次，每次十分钟。
在隔壁滩上生活，必备三件宝：风镜、水壶、大皮袄。这里的昼夜温差有30到40度，中午只能穿单衣，室外烈日下有40度以上，氢弹试验时，已至6月份，太阳下温度到50度以上，必须用皮袄戴在头上遮阳（单帽已不管用了），这样反而舒服些，因为戈壁滩十分干燥，渗出的汗水马上吹干，衣服都成了白色的硬壳。
感受基地：靶场成了“万物城”
到开屏的第二天，我们去靶区为布放效应物选点。队领导特地驱车带我们到了上次塔爆的场区，因为离爆后只有约半年的时间，放射线仍然很强烈，不能靠近，大家只能在车上远远观望。原来100多米高的铁塔被原子弹爆炸产生的5000万度高温熔化、气化，只有部分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据航测人员说，靶心周围200米的地面，成为一片焦土，地上的石子成了熠熠生辉的玻璃体。
随着起爆日的临近，各个效应大队的效应物陆续布放就绪，有各种楼房、地下工事、隧道、车站、铁路、桥梁、油井、电力设施、粮仓等建筑；另外，飞机、坦克、火炮等武器装备应有尽有，连粮油食品，布匹服装也出现在现场；当然，活的动物如犬、猴、鸡、兔、鼠等更是不能少，靶场成了名符其实的“万物城”。
防辐射训练：防护靴里能倒出半杯子汗水
检测效应物核爆微尘的放射性和核辐射产生的感生放射性强度及其衰变规律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核爆后尽早尽快地进场取样回收，进行测定。为了减少核辐射对人体的损害，必须穿戴防护服，对此，我们进行了专门的严格训练。大家身穿厚厚的密不透风的胶质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脚踏特制的高统防护靴，在烈日下行军，跑步，练习上下卡车。一会下来，又闷又热，内衣就湿透了，头就发晕，有的队员甚至出现呕吐。一次训练下来，防护靴里能倒出半杯子汗水。经过反复训练，终于达到了能坚持二小时的要求。
惊心动魄的时刻：蘑菇云尚未消散，就冲进了靶场
1965年5月14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十分晴朗，风也很小，视野极好。一早，我们奉命带上行装，来到离爆心数十公里叫黄羊沟的地方待命。将近十时，天空中传来一阵嗡嗡的飞机声，指挥员马上命令“原地卧倒，戴好防护镜！”大家马上按命令行动，趴在地上，静静地等待着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短短的几分钟，显得十分漫长。突然，正前方远处天空射来一道强烈的闪光，紧接着，跳出一个火球，迅速膨胀变大。这时我们摘下防护镜，看到天空被照得一片通红，身下的大地在颤抖，一阵震撼寰宇的隆隆声从头顶上滚过，延续了好几分钟，翻滚的火球越来越大，升向天空，成了顶天立地的蘑菇云。核爆成功了！人群也像核爆一样急速沸腾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这次威力相当于2-4万吨TNT当量的空爆原子弹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终于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当蘑菇云还在天上尚未消散，我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大家立即穿好防护服，戴好防毒面具，爬上汽车，无数辆解放卡车带着参试队员像离弦之箭一般向爆区冲去，义无反顾地去执行照相、取样、回收的任务。进入场区后，映入眼帘的是毁灭性的灾难，目不忍睹。楼房平房都倒塌了，火车头掀翻变形了，坦克、飞机、大炮、桥梁、铁轨都扭曲得面目全非，鲜活的动物，离靶心近的成了焦炭、离靶心十几公里的成了瞎子，都在痛苦地挣扎。只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才知道什么是毁灭，也理解了为什么要阻止核战争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
不眠不休三昼夜：交出了我国第一份完整的核试验效应报告
效应物的摆放位置应有尽有，有的在建筑物内，有的在坦克车里，有的在地下工事内......经过这么惨烈的爆炸，辨认回收非常困难。大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爬上爬下，行动十分不便，由于每个人都戴着防毒面具，说话听不清，只能像聋哑人一样，用手语交谈，靠相互间的默契进行操作，尤其还要密切注意辐射剂量的控制。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对体能是个严峻的考验，可见之前的训练是多么的重要。一阵紧张的忙碌回来，大家早已浑身汗水，每个人先经全身洗消，然后脱下防护服，顾不得更换内衣，立即冲进实验室，取样、制样、测样、计算……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另一场战斗。为了保证试验数据的连续性，接下来三天三夜全队没有一个人合过眼，极度的疲劳让我们不知饥饿，再好的饭菜也没有了滋味。这样一直忙到五月底，我带着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手的核试资料及大量的效应物，终于凯旋北京。回京后又是大量繁杂的数据处理和效应物的整理，进行内部展示，直到十月，终于交出了我国第一份完整的核试验效应报告。
再赴罗布泊：夜以继日投身核弹实验
氢弹试验是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进行的。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席卷全国，“革命造反”压倒一切，严重影响着核武器研制事业。当时有消息说，法国将在当年7月份爆炸氢弹。为了抢在法国人前面，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核武器研制单位及参试人员停止“四大”，消除派性，进行正面教育，抢在法国人前面爆炸氢弹。1967年3月，我再次奔赴罗布泊，又到了开屏村。这次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住进了干打垒的土房（基地建设者们用孔雀河泥和芦苇盖造的），戈壁滩的风沙依旧，上一天2——3米高的小沙丘，过几天大风再起后，就无影无踪，戈壁滩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由于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巨大，其破坏性和杀伤力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次原子弹爆炸。核试委从全国军地28个部门，挑选了1900多人参加效应试验。按指挥部要求，在离靶心八十公里范围内布放效应物，有十多架飞机，几十辆坦克，上百门各种火炮及各种枪支武器装备，油田设施、电力装置等大型工程，生活及战备保障物资，此外还有500多只各种效应动物，比第二次核试验效应物多得多，范围也大得多。
1967年6月17日，这是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要的一天。这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早饭后就急奔靶场的前沿待命。因戈壁滩的气候瞬息万变，必需抓住最理想的气象瞬间进行试验（近中午时就狂风大作）。八时许，一道耀眼夺目的光推出了几十亿度的高温火球，火球急速翻滚膨胀，生成宽达几十公里的冷凝云，它状如圆形的草帽，稳稳地罩在火球上方，随着热度的不断扩散，火球产生出柔似棉花般的白色云团，云团翻腾上升，在云团下方形成巨大的约三、四层塔状的根部，氢弹的蘑菇云相比原子弹的更为壮观得多（氢弹空爆高度2960米）。
当高高的蘑菇云还挂在天上，我穿上防护服与队友们再次冲进现场。这次看到的景象比上次原子弹爆炸更为惨烈。光辐射使10公里范围内的狗、兔等动物一半以上当场死亡，一公里左右的轻型坦克被肢解，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将十四公里处的房屋全部吹散（不是震塌），把54吨的火车头彻底毁坏并吹出近20米，半地下仓库吹去了半截。由于急于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时间再去观看别处景象，我立即对自己的效应物照相、取样、记录、回收后送回开屏的实验室。又是日夜不眠的进行测试分析，疲惫到大家都懒得说话，走着路都会睡觉。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极为宝贵的大量的原始数据。七月初，我们启程返京，对原始数据处理归纳，此时又接到任务，要将两次试验的结果汇总，编写出完整的效应试验报告，为核战争时的防护提供依据，为此，我们忙到1968年8月才完成任务。
事后我们得知，氢弹爆炸那天，聂荣臻元帅到了前沿指挥所，亲眼目睹了惊心动魄的氢弹爆炸的壮丽场面。爆响后立即用专线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了！成功了！”周总理也非常激动，和聂帅一起在电话中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后来聂帅感叹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从此，我国就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核弹试验。
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是我国核武器发展的一次飞跃，从此中国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五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半，而我国仅用了二年八个月，并且一下子达到了330万吨TNT当量级，我们抢在法国人前面，成了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惊人的中国速度，中国强度，让中国人的腰杆子更硬了，令藐视我们的西方国家再也不敢在中国面前挥舞核大棒了。
原子弹与氢弹的爆炸成功，归功于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程开甲等功勋科学家，我们这些参与人员只是在峥嵘岁月里为强国付出了汗水与热情，它是我一生回忆中的亮点，马兰、开屏、孔雀河、戈壁滩......至今仍历历在目，萦绕在我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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