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历史人物是无法选择与回避其出生的年代与社会空间的。在传统积淀很深的农耕社会里，时间与空间具有极强的凝固性，社会变迁极其缓慢，个人乃至群体囿于时空的制约，其个性张扬与创造性思维无以发挥。但近代以来，上述二者皆有了弹性与裂变的客观条件与余地，特别是西方列强入侵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时空的变换，历史人物的活动与历史演绎将会鲜活并呈现出立体的图景。如果以1919年为界或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标志，在近代历史的前期，历史人物更多的受到近代客观条件与时空的制约，体现出被历史选择的基本态势。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被选择的同时，则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选择”与创造着历史。
一、历史的选择
这里的历史选择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两大层面。
（一）时间性
从时间而言，近代80年虽短，但变动之剧烈与变迁之深刻，前所未有。近代社会的裂变为中华民族及历史活动的个体与群体设定了两大命题：政治上的民族独立与经济上的国家富强。上述命题谁都无法逃避，任何个体或群体皆须直面与应对并要努力付诸实践去求解。80年可以裂变为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不等的阶段性。同样，不同的时间段会选择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去完成上述命题。
由于客观命题浓厚的时代性特征，每一时间段都会给个体或群体的活动设限。时间本身虽无此要求，但历史人物的活动显然会有时间表。因此，近代历史人物的活动其应急特征非常明显，表现为急功近利、肤浅、不成熟等等。兹有许多史实为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政权，进入南京“小天堂”后，急于北伐及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乌托邦色彩，以图一劳永逸却欲速则不达。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虽轰轰烈烈，但规避制度变异，只在传统的体制内寻求技术改良，结果却使大清帝国败于小小的岛国日本。高举改良大旗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视毫无实权的光绪为救命稻草，走上层路线，最终被通缉流亡海外。孙中山更是混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结局则是刚刚建立的临时政府很快北迁，民国只剩下一具“空壳”。
时间上的历史选择也在大浪淘沙，推陈出新，毛泽东等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边缘化状态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样是历史选择的产物，这也体现出选择的公正性，符合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
(二)空间性
历史人物被选择既有时间的设定，更有空间的规定性。如前所述，传统农耕社会经历上千年的积淀，死水一潭。当其存在的合理性减少，问题渐积渐重时，密闭的空间将会不断膨胀，其承载极限迟早要被打破，一旦受力刺激，既有空间也会发生裂变。
近代伊始，随着东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相互碰撞，来自横向的空间位置的变异，从社会层面特别是经济层面而言，农耕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并自东南沿海向北向西及内地延伸渗透。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按马克思所说，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灭亡，要么资本主义化。农业文明的东方帝国只能选择后者，在优劣势明显与不对等的情形下，这一选择自然非常痛苦、成本高昂、代价至巨，进程异常曲折，但别无选择，时势使然。
世界范围内大的空间变异，反映到中国国内，空间区域的差异性也至为明显。个人及群体活动也必将在这一背景下受到空间约束，其活动必将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受冲击最早影响较大的东南沿海自然成为引领方向、开风气之先河。近代历史人物也首先在这里被选中。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等等，他们各领风骚，代表各自阶级或群体上演一幕幕改良、改革、革命的悲壮活剧，近代中国历史也就这样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辩证地演绎推进。
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而言，历史选择的客观性体现了公平性，任何个体或群体皆囿于这一时空背景，植根于同样的社会土壤进行历史活动。在历史交替的不同阶段，历史人物各显神通，矢志求索，这里无意以成败论英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活动的成败必然成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参照，否则一切历史研讨将变得不可捉摸，其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述此仅为说明，在近代同一时空舞台，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可以进行比较分析，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与透视，中国共产党人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以其智慧与勇气，在选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成功之途。
二、选择历史
时势造英雄，英雄成时势。历史选择的客观性与人类创造历史的主观性是辨证的统一。在近代中国，即使在中共诞生前，诸先贤们亦不同程度的遵循这一基本逻辑，在各自设定的时空里，努力求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命题，不过皆以失败而告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向西方学习，同样要求解上述两大命题，结果却大相径庭，亦令人回味。究其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被历史选择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按着既定的目标，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去“选择”历史，表现得更加的睿智与成熟。这里的“选择”已内化为“创造”等十分丰富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6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充分地诠释这一内涵。
仅被历史选择其被动性多于主动性，历史活动的生命力不强，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易于让步、妥协、倒退，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们走向农民的对立面，回归封建政权的套路；洋务领袖们本属封建营垒中的，阶级属性使其无法越出旧轨；改良领袖们依赖皇权，在旧势力面前败下阵来；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掌握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听任袁氏窃权，一旦醒悟，为时已晚。
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的过程及实践中凸显出极大的能动性，既表现在对自己未来目标的设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与探索，显示出年轻执政党的朝气与活力、智慧与成熟。
（一）主动性
首先表现为先锋意识。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即以开阔的视野与博大的胸怀，对自己、人民及民族的未来进行规划，确立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有机结合，既克服了短视又避免了乌托邦式的臆想，这种先锋意识体现的是高瞻远瞩与深刻的预见，可谓高屋建瓴。
其次，使命意识。这是由党的宗旨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的两大命题时刻在警醒与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纸上谈兵，泛议国政，而是充满了责任与使命意识，将民族振兴与民众解放重任勇担于肩，负重前行并不断取得业绩，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年辉煌成就便是最好注脚。
再次，机遇意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失去多次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这一点，认为中国本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共诞生以来，汲取近代先贤求索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善于把握机遇，与时俱进，为完成目标、实现理想，孜孜以求，积极争取，敢为人先，摈弃消极等待的惰性思维，常常力挽狂澜，体现出强烈的政治主动性与历史主人翁精神，南昌起义、遵义会议、长征、国共合作、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无数历史事实可以为证。
最后，群众意识。中共之前的近代仁人志士，在求索救国方案及实践中，皆有意无意回避最广大的同盟军---农民，不去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土地问题，而在农耕社会中，忽视或无视这一基本问题，任何改革、改良或革命是无以善终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们虽注意到了，然而乌托邦式的方案及领袖们的迅速异化，对农民来说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与感召力。辛亥革命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农村没有大的变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恰恰是抓住中国革命的根本与实际，广泛发动并紧紧依靠农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一强烈的群众意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走群众路线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与宝贵财富，这也是中共在革命与建设中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充分体现与展示。
（二）创造性
创造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希望所在，创造体现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活力。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也在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国情学习西方，汲取营养，其中亦包含着创造的努力，但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过程来看，都显得应急、仓促、机械、穿凿，简单的拿来主义或全盘否定，真正的融合浑然一体的境界尚未达成，硬伤明显，不成熟居多，无法将中国导向正轨。
中共在“选择”过程中也非一蹴而就，也曾碰壁甚至付出惨重代价，但其执着的努力与不断总结，前赴后继，使之积累了经验，表现出极强的活力与创造激情，在实践中大放异彩。从一开始的一系列“选择”中，就凸显一连串“创造”特质，而非简单抄袭与机械移植。如：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路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上述的选择也是初步的，还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共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创造出许多历史奇迹，如前所述的南昌起义、长征、统一战线及政协制度、一化三改造、一国两制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在这些阶段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民族活力大为彰显。
（三）实践性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既是常识又是真理，理论联系实际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也非易于。放眼古今中外，理论成熟与否、革命成败与否，检验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实践。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亦常常令我们反思不已，感喟良多。
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即将其设定的目标与理想不断付诸实践，所以这种“选择”注定充满了实践性，且无终南捷径可走，实践证明，中共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但为民族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精神遗产。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航天精神等等。
实践与教条主义势不两立；实事求是才能避免盲动和蛮干；尊重规律才能减少非理性折腾。中共正是遵循实践出真知这一基本认知并在与反实践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不断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开创新局面，赢得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反之，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重大失误，也充分说明，一旦背离实事求是精神，无视实践的重大意义，革命与建设就要多走弯路，极易酿成悲剧，引发灾难性后果。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照搬苏联模式、大跃进、“文革”等等，无论如何归因，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偏差，如经济建设让位于政治斗争、理性让位于盲动、创造让位于臆想蛮干、科学让位于经验教条、练内功让位于穷内耗等等足以证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寻找切入点与突破口，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仅30年，中国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瞩目。
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溯自1840年以来的170年历史，还是1919年以来的 90年历史，抑或1949年以来的60年共和国史，或者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的选择中亦在不断选择与创造着历史，这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一个执政党、一个民族也只有不断寻求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统一，合理定位，不懈地建设，认真的实践，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也才能永远走在时代前列，这既是执政党之幸，更是人民与民族之大幸。
作者为九三学社淮安市委员会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