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林:深耕扬州话,史笔著方言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6年01月14日  点击次数:

编者按:黄继林先生是我社的一名文化学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扬州方言调查和历史文化研究。2016年1月11日出版的《扬州日报》和《扬州晚报》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这里将全文刊载如下:

数十年一腔心血倾注方言调查,参与编撰多部方言词典——
黄继林:深耕扬州话史笔著方言 

    黄继林,扬州文化学者、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四川理工大学全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扬州市志》副总撰。主要研究扬州方言和扬州地方文化。

    “乖乖隆的冬,韭菜炒大葱。”这句口头禅,可能是很多外地人来到扬州后,最先学会的扬州方言。在中国方言的大家族中,扬州方言有着重要的地位,也与这座城市的个性相辅相成——南北交融。

    学者黄继林数十年倾注于扬州方言的调查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许多扬州方言的背后之谜。

参与编撰多部方言词典

——黄继林的方言研究成果

    扬州方言在全国方言版图上有着重要地位。著名语言学家、南大教授鲍明炜曾用八个字概括扬州方言的特点:不南不北,又南又北。不南不北是说扬州方言不属于南北两方方言的任何一方,又南又北是说扬州方言兼具南北两方方言的特征。这是扬州方言的两大重要特征:一是完整地保留了中古《切韵》系统的入声,二是扬州话里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都是同部位的清音声母。

    1990年,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领衔、被列为国家“八五”项目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编写工作启动,老师王世华带领黄继林加入编写组,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编写《江苏省志·方言志》,二是负责《扬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的分册)的编撰。

    为编写《扬州方言词典》,王世华、黄继林师徒二人上班忙工作,下班忙编词典。当时没电脑,没打印机,誊清稿条目一万多条、70万字,全靠手写。连同誊清前的初稿,有好几百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稿子有两肥皂箱。1993年的秋天,词典终于交稿。1996年12月,《扬州方言词典》出版。

    1998年,《江苏省志·方言志》出版,获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著名语言学家颜逸民先生在《江苏地方志》上发表了题为《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的评论文章,说《江苏省志·方言志》“全面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江苏方言的面貌,体现了20世纪江苏方言研究的巨大成就,它是江苏方言研究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走进黄继林先生的家,第一印象就是书多,没有固定的书房,客厅、过道、卧室里都摆满了书。客厅的架子上摆着他最为得意的三部著作:《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江苏省志·方言志》和《扬州方言词典》。“忙了一辈子,这就是我的成绩单。”

    黄继林说,语言都是和人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扬州有人居住,就有了扬州方言。上古时代,扬州话属于吴语,这种语言体系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隋炀帝善吴语,唐代曹宪著《博雅音》注中有大量的吴语。随着人口的变迁,扬州话也在不断演变。在扬州历史上,就有过好几次对方言有影响的大变动。

    扬州方言的第一次演变发生在东晋时期,晋室南渡,北方人在靠近扬州一带停留,将北方话带到扬州,吴语的格局开始受到冲击;第二次是在唐代,扬州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史有“扬一益二”之誉,大批国内外商人在这里经商,各种语言在这里荟萃碰撞,酝酿改变着原有的吴语体系;最为关键的一次变化发生在宋代,宋王室南渡,大批北人随之而来,留居扬州,扬州方言发生了质变,原本以南方方言为主的扬州方言,变为北方话语系统,成为江淮区域通行的官话;第四次演变发生在明初,元末扬州遭到兵乱,很多扬州人被杀害,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迁了很多苏州府居民来扬州,所以扬州方言中又多了许多苏州话的元素。

辛苦奔波各地调查方言

——黄继林的治学之路

    “能进扬州方言研究之门,不得不提我的恩师王世华。”黄继林说,他是上海人,1982年,他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夜大学中文,王世华先生教古代汉语。初见先生是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藏青的对襟中式棉袄。先生的普通话很好,口齿清楚,语调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时而又夹几句地道的扬州话。

    “有一次到先生家,他在写一篇关于扬州方言的文章,我问我能不能跟他学搞方言。”黄继林说,“老师告诉我,方言调查是一件很苦的事,只要能吃苦,没有什么不可以。”

    有一次,王世华给了他一篇1958年写的《扬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词“蛮”和“稀”》,在文章中说到扬州话里“蛮”只用来修饰褒义词,“稀”只用来修饰贬义词。黄继林仔细琢磨后,觉得这篇文章的说法不太准确,于是在老城区走访、询问了若干老人,跑了周边的几十个村子,写了《扬州方言里的“蛮”和“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得到了恩师的认可。

    方言里的两个字,在扬州话中也有这么多说道。得到恩师鼓励的黄继林,对扬州方言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985年,黄继林的这篇论文提交至在山西忻州召开的“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两个月后,黄继林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正式通知,和恩师王世华一起参加年会。就这样,先生领着他走进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殿堂。那次年会上,他有幸聆听了李荣先生关于方言的报告,更加坚定了他走研究方言之路的信心。

    1986年,黄继林调到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编撰方言志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他的肩上,为扬州方言调查摸底,成了他最重要也最艰苦的工作。

    “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恩师所说的能吃苦,后来才体会到,研究方言首先要调查方言,了解掌握语言事实后,才谈得上研究。”黄继林说,在调查方言的实际过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先生所说的苦。比如说查核江淮方言洪巢片和泰如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扬州话和泰州话)的分界线,旧的资料记载,这条分界线主要在江都境内。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当时江都县的所有40多个乡镇,发现这条分界线已经东移了约六公里。

    在为高邮市写方言志的时候,他和王世华先生一起坐车去了沙堰、平胜、横泾、川青等乡,完整、清晰地画出了江淮方言洪巢片和泰如片在扬州境内的分界线。             记者 慕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