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

作者:郭英华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04日  点击次数:

                                                                                                 

      摘要:协商民主和谐的本质特征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精神内涵。多党合作制度经过马克思列宁初步创建,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起着稳定社会、改善执政党的领导等重要作用。
      关键词:协商民主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吸收了俄国在上个世纪初有关多党合作的艰难探索的宝贵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独创性、实用性,它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逐步完善,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与时俱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是这一独创性制度的两个方面,二者有机结合,不可分离。协商民主是多党合作的精神内涵,多党合作是协商民主的具体制度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而是独具特色的体现协商民主价值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一、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及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是与票决民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与票决民主相比,它的调整手段多为软规则,它的适用范围更加宽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票决民主的体现,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实践体验。两者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体制度。要深刻领会我国独创的多党合作制度必须首先分析协商民主的机制特色。
      1.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当人们提到民主化的时候,很容易想到“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种传统的民主政治形式。这种“票决民主”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通过集中多数人的决策意见来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并扩大妇女、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利等方式逐步显示出她的优越性,并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时,票决民主的核心——集中多数人意志形成决策——往往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利益进行强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所谓“民主的暴政”在政治多元化的今天逐渐受到质疑,正是基于对票决民主弱点的反思,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后期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试图解决票决民主造成的不公平问题。但是票决民主在西方可谓根深蒂固,要真正贯彻、实现协商民主的理念却非一朝一夕能做到。
       2.协商民主的内在机制
        协商民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就共同议题达成一致,它要求参与各方尽可能求同存异,既要遵循多数人的意见,又要考虑、尊重少数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寻求达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因此,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是和谐发展。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这一共同愿望之下,参与各方平等商谈,力求以最小的成本为群众解决最多的实际问题。
        3.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
       尽可能的多方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协商民主既然要求平等协商,那么首先要保证利益相关各方的参与权。协商民主相对于票决民主来说,它的辐射面更加广泛,对商议主题关注的、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乃至海内外广大的爱国者都应当尽可能吸收到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中来。只有汇集了更多的参与方才能集思广益,协商民主制才会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对参与主体的要求是软性的,它比票决民主具有更大的普适性。
      4.协商民主符合中国的国情
       协商民主的和谐本质决定了它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国家能够解决许多复杂问题。协商民主具有高度稳定性,它避免了直接的对抗与冲突,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可以起到很大正面影响作用。因此,当协商民主在西方举步维艰的时候,它在现代中国已经获得了长期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共和国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体现协商民主精神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高度重视,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以宪法为强大后盾,构成了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工作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发展及价值、功能
        多党合作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成功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时是因为历史条件限制,有时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主观上的偏差。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并非水火不相容。梳理多党合作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协商精神随着多党合作制度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完善而发扬光大。它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的政治热情。
       (一)多党合作的历史发展
       1.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马克思、恩格斯从解放人类这一崇高历史使命出发,强调无产阶级要团结更多的同盟军以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无产阶级的敌人相当强大,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它社会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对于多党合作,马克思仅仅提出了一个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施。我们也不可能从马克思相关理论中找到有关多党合作的现成模式和经验总结。
       到了苏俄时代,多党合作就具备了实践的可能性。列宁不仅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论妥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相关文献中对马克思的多党合作理论进行了发展,而且对多党合作制度进行了初步尝试。列宁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与小资产阶级结盟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重要命题,可以说具有开创性的现实意义。至此,多党合作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在险恶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将许多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指导性的原则。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列宁有关多党合作的总结中大量出现,对中国革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当看到,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还不可能成功实施多党合作制度,只是将多党合作作为一种斗争的策略。
      2.多党合作在我国的发展
     (1)探索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未取得政权,不能主导中国的多党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在革命纲领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能够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最终因为历史条件与一些主观原因导致合作失败,双方决裂。抗日战争时期,在拯救中华民族在一旗帜下,一切政党都联合起来救亡图存,这样的多党合作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典范。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结构,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有益探索。
     (2)形成时期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多党合作掀起了新的篇章,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征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积极回应中国共产党的宣言,重温这段历史,回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协商建国走过的光辉历程,对系统总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宝贵经验,确保今后多党合作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不仅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各民主党派参政的职能,还明确了政协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各民主党派也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正式确立。
    (3)挫折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受严重挫折,许多民主党派被错误当作专政对象,在学习中改造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但是民主党派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度过这一曲折时期,随后的历史证明,多党合作经过这段曲折发展后,很快在改革开放中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4)全面发展时期
       首先,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恢复了多党合作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后拨乱反正工作顺利展开,政治协商会议逐步恢复。1978 年2 月24 日, 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这次会议使被迫停止活动达十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初步恢复, 标志着民主党派重新开始参加国家大事的协商和讨论,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关系得以恢复。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加速了这一恢复的进程和步伐。随后,体现多党合作精髓的十六字方针被总结出来。1982 年9月,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第一次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联系在一起加以表述, 报告指出: “ 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与五十年代的八字方针相比,十六字方针内涵更加丰富,表述更加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以往多党合作工作的科学总结。在十二大上,邓小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立场,“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 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 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 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邓小平的发言表明,经过了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共同建国的战友之情。
       其次,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改革开放初期多党合作的各项成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上升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 年12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0 年12 月, 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确立和实行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 集中力量办大事;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 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 “民主党派的进步性, 是与他们积极参加我们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 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历史伟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阶段, 这种进步性集中体现在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通力合作, 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党派的广泛性, 是同其社会基础、自身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 负有更多的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
        最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迈向新的高峰。即在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上下足功夫,形成自己的政治准则。2005年,中共中央根据党的十六大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在总结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的重要政治准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 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从而使我国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在新世纪新阶段迈开了新的步伐。
     (二)多党合作的价值、功能
      1.稳定社会的减震功能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虽然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但是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社会的文明进步必然导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因此,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增强。社会的变革要求国家制度必须适应这种变革,为政治参与愿望增强的人民大众提供合法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才能引导社会向和谐发展的健康道路上前进。多党合作制度反映了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具有极其广泛的参与主体,参与形式也较灵活,因此,它能够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非中共人士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这种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渠道本身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2.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但是掌控全局的过程中并不能掌握所有的社会信息。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旗帜下,代表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民主党派听到更加全面的人民群众的声音,获得许多有益建议。民主党派有许多专业人士,在各自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合作中相互监督,为了共同的美好事业,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对执政党提出的建议、批评比党内监督更能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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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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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政党制度[M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7. 13.

 

作者系河海大学基层委员会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