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1日  点击次数:

               ---------    杨佳在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学习交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得体会。
        我来自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第八支社。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还在讲新课,还在主持科研项目。28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
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老师;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读课文时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
        我无法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西医、中医、针灸、甚至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可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一年我29岁。
        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中途失明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一次,坐车的时候,有人提醒我,“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是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连盲校都不收了,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开始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我堂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8年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里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悄悄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要尽量多提问,学生们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几周课下来,学生们竟未察觉他们的老师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最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一本的出来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我的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我还想读书。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软实力》一书的作者、全球化权威约瑟夫·奈。
        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开始熟练地打字。一堂课下来,同学们都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叫苦不迭,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用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折腾,时间全没了,那只有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英文单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了。就这样,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比其他同学还多学了3门课。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教“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戈根教授。他为我赠书题字:“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并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 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ese soft power”! (“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无比自豪: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哈佛学成归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我在研究生院、在我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所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并荣获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在担任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我还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一位盲人女性。
        其实,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2008年10月下旬,我作为全国政协考察团成员在外地视察,一份急电使我中断行程,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按照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委员会成员应当以个人身份任职,品德高尚,在本公约所涉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和经验”。我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有23名候选人, 根据公约规定“委员会应当由十二名专家组成”。12名委员中,一半任期两年,一半任期四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参与的最艰巨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竞选。澳大利亚的候选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天天在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了。能否当选?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我面带微笑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与各缔约国代表热情问候交谈。2008年11月3日,也就是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前一天,联合国纽约总部正式开始投票,选举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角逐无声而又激烈,连选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当选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联合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去年2月,我参加了委员会首次会议。我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的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没有中国人——这将对我国来年的履约非常不利。议程草案中,关于领导者的选拔方式明显与国际惯例不符。无论是在美国人把持的秘书处还是在委员会中,冷战思维明显存在。我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据理力争:“该委员会口口声声在谈人权,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中国!哪个洲残疾人最多?亚洲!……”会议议程拖后一天,我用精湛的演讲和勇气赢得了满堂喝彩,得到委员会两次提名,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在委员会2010年的年度选举中我再次连任副主席,成为4位官员中唯一的一位连任者。这既体现了各国委员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去拼搏方可获得。联合国目前存在着将中文边缘化的趋势。今年2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最终讨论制定委员会“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时,秘书处突然发难,以联合国经费紧张为由,要求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我决不让步,捍卫了我们的母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我不辱使命,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话语权,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去年我国第19个助残日,我说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主席特别向中国发来公开贺信。这次青海玉树 7.1级地震,我又在第一时间向联合国发出请求,请求发表声明。这样做绝非易事,因为委员会当时正忙于讨论有关2月27日的智利地震的震后重建问题,青海玉树地震从伤亡人数到震区面积都不及智利地震。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没想到在第二天一早,中国时间4月15日凌晨2点44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接受了我的请求,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对我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力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并提出建议。这种闪电般反应,对于联合国这样一个官僚机构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让世界把目光一次又一次的投向中国。
        地震也提醒我们,残疾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健全人刹那之间就可能成为残疾人。每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社区都有残疾人。残疾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全社会都应该珍惜生命、关爱残疾人。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宗旨。“公约”生效迄今仅两年,已有144个签约国和85个缔约国。世界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如果忽略了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哪一项都无法实现。
        今年是联合国残疾人公约的履约年,委员会将首次审议《残疾人权利公约》国家履约报告。这标志着残疾人事业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执行才刚刚开始,也意味着科技助残标准化及全球化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因为残疾人要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科技要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人残疾,而是科技残疾。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美国打破了以往不加入任何国际人权公约的惯例,于去年7月成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签约国,并有望于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缔约国。
        美国正在锁定全球6.5亿残疾人这个大市场,正在想方设法将其相关产品及其标准连同美国的人权价值观一道倾销给世界各国。纽约时报今年1月3日刊登的特邀专栏“听盲文”(Listening to Braille)就是一个前奏。该文指出,由于科技创新,现在区分穷国和富国的一个新标准就是看该国的盲人是否会盲文。穷国的盲人别无选择,只能学盲文;富国的盲人不学盲文,照样雄心勃勃、心想事成,照样自己开公司,做老板、上大学。中国是世界残疾人口第一大国,早在《论语》中就详细记载了孔子帮助盲人乐师,有着悠久助残先进文化的国度,应抓住机遇,抢占阵地。作为崇尚科学的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我已提出建议,创办《科技助残全球化研究中心》,填补世界空白。
        作为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我在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一领域是科技外交、人文外交、人道外交的复合,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时机。
        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通过我可以让世人看到我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
        近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和国力的日益增长,全社会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大家普遍认识到,和谐社会、强大的国力,卓越的人生都离不开思想建设。如同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才能硕果累累。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在给我们中华民族培根。尤其在遭遇社会、生态、心灵三大危机的21世纪,这样做更是意义重大。因为化解危机最终还要靠人类自己,靠提高人的素质,靠适合于新时代的道德和伦理。回想十年前在哈佛教“领导艺术”的美国教授戈根讲课时熟练引用“上善若水”等道儒经典章句,美国书店里畅销的英文版“道德经”的口袋书。我感慨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最让我感动的是九三文化。九三学社是个家。我是九三的女儿。在我人生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找到了这个家,九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了我,给我温暖、给我力量,让我的生命充满阳光,正如中央电视台的获奖片名“杨佳的阳光世界”。我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九三人的指引和鼓励:1985年我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时任该院名誉院长的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严济慈先生;我的入社介绍人是我的导师肖朝良教授和葛瑞禾教授;11年前,遵照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我给首都的大学生作了一场报告,这场由中国教育台现场直播的“杨佳老师报告会”就是在韩启德主席任校长的北医举行的;2001年我从哈佛学成回国,第八支社的张闯老师在《科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明姑娘捧回哈佛学位”,路甬祥院长读后立即写信给予我高度评价;无论是参加九三学社中科院第八支社的活动,还是参加“三八”节社市委为获奖女社员特设的午宴,还是在两会期间应邀回社中央看看,总有同样的感慨:回家的感觉真好!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在联合国竞选成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给我发来贺信,信中说,“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这封信激励着我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构建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我追随历史脚步一路走来,改革开放初期的我还是个心明眼亮的小姑娘,高考使我由一名高一学生变成了一名大学生--可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人生无常,虽然五彩缤纷的世界在我眼前已变得暗淡无光,但我坚持走自己的路,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我已不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 而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祖国给了我很高的荣誉, 10年前,我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今年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我感谢家人,感谢九三学社对我的培养,感谢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感谢这个好时代!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让我们携手共进、奋斗不息,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